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，字希文，謚文正公。他那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名言流傳千古，至今仍熠熠生輝。

范仲淹學問深厚，為人耿直，仕途卻不平坦，雖曾官至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卻曾經(jīng)三起三落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時年46歲的范仲淹官居右司諫，卻因極言“郭后無故不可廢”觸怒宋仁宗趙禎皇帝而貶守睦州，這是他第二次被貶。睦州轄建德、壽昌、淳安、遂安、桐廬、分水六縣，州府所在地就在今之梅城。范仲淹于當年春正月離開京師，經(jīng)3000余里水路長途跋涉，于4月中旬才到達梅城。或許因為受前人詩文影響，范仲淹對睦州山水充滿憧憬，雖然被貶，心情卻并不頹廢，反而一路詩興大發(fā)，相繼寫下《謫守睦州作》一首，《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》和《出守桐廬道中十絕》等詩作。其中《出守桐廬道中十絕》在表現(xiàn)手法上采用頂真的藝術(shù)形式，即下一首詩的開頭一二字承接上一首詩的末尾句中一二字，因而整組詩給人一氣呵成、通暢淋漓的感覺。而整組詩在內(nèi)容意境上也是隨著目的地的臨近而漸漸開闊開朗起來。在此敬錄最后三首與大家共賞：

來到睦州之后，這一帶的自然風光與人文風情簡直出乎范仲淹的想象，使他如魚得水，喜不自禁。他在寫給恩師晏殊的信中說：“郡之山川”，“滿目奇勝”?！扒矣姓隆⑷疃氖?，俱富文能琴，夙宵為會，迭唱交和”?！捌錇榭ぶ畼酚腥绱苏撸诰H之恩，知己之賜，宜何報焉！”他把被貶睦州，看成了皇上和朋友對他的恩賜。

睦州畢竟是一個小地方。區(qū)區(qū)公務(wù)對范仲淹來說真是小菜一碟，但他仍以“敢不盡心，以求疾苦”的責任心投入到公務(wù)之中，不久就初見成效：“吞奪之害，稍稍而息。”于是，他在公務(wù)之余和幕僚一起游烏龍山、登承天寺竹閣、謁嚴子陵釣臺、訪方干故里，徜徉在青山秀水之間，相繼寫下《游烏龍山寺》、《江干閑望》、《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》等詩作。除此之外，他還經(jīng)常邀請朋友來公署喝酒斗茶，其樂融融?！锻]郡齋書事》一詩中的兩句最能說明他的這種自得其樂的心情：“杯中好物閑宜進，林下幽人靜可邀。”在睦州的這段經(jīng)歷讓范仲淹樂不思蜀，以至于他在移守蘇州后感嘆于姑蘇之繁華與繁忙，在給朋友的和詩中寫道：“不似桐廬人事少，子陵臺畔樂無涯”（《依韻酬府判官龐醇之見寄》）。

范仲淹在睦州（桐廬郡）期間也做了不少好事實事，除了興辦學堂之外，最有影響的就是重修嚴先生祠堂了。嚴子陵釣臺位于睦州州府所在地的下游，桐廬縣境內(nèi)之上游，是東漢名臣嚴子陵歸隱垂釣之所?；蛟S由于被貶之經(jīng)歷讓范仲淹對嚴子陵更生敬仰之心，因此他除了在多首詩文中寫到釣臺外，還專門寫了一首《釣臺詩》：“漢包六合網(wǎng)英豪，一個冥鴻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十六，云臺爭似釣臺高?！?/span>

來到睦州，一項宏大計劃就在范仲淹腦海中閃現(xiàn)，這就是重修嚴先生祠堂。于是他就派從事章岷前往主持重修事宜。范仲淹在一首詩的題記中寫道：“某景祐初典桐廬，郡有七里瀨，子陵之釣臺在。而乃以從事章岷往構(gòu)堂而祠之，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于堂?！蔽醇靶尥觎籼茫吨傺途蛻僖剖靥K州，其間他寫下著名的《嚴先生祠堂記》，為使這篇記文能與祠堂相得益彰，范仲淹寫信給當時的書法大家邵餗先生求字，懇切之心，溢于言表：“既抵桐廬郡，郡有嚴陵釣臺，思其人，詠其風，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。能使貪夫廉，懦夫立，則是有大功于名教也。構(gòu)堂而祠之，又為之記，聊以辨嚴子之心，決千古之疑。又念非托之以奇人，則不足傳之后世。今先生篆高四海，或能枉神筆于片石，則嚴子之風，復千百年未泯，其高尚之為教也，亦大矣哉！”

嚴先生祠堂盡管在歷史上多次被毀，但范仲淹那篇著名的《嚴先生祠堂記》卻流傳千古，廣為稱道。

梵七七攝

《嚴先生祠堂記》僅僅230余字，卻字字珠璣，句句精辟。尤以結(jié)尾四句最為著名：“云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?！鄙礁咚L的不只是嚴先生之風，又何嘗不是范文正公之風呢！

宋仁宗景佑元年（公元1034年），范仲淹由右司諫被貶任睦州知州。睦州，遠離北宋的政治中心，屬于東南僻壤，作為政治家，遠貶睦州，肯定是范仲淹一次慘重的政治失意。但作為文學家，能借貶遠離官場，特別是能在睦州的富江春上泛舟，卻是一件大幸事，不僅是范仲淹本人的幸事，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幸事。果然，范仲淹在睦州任職期間，寫出了一篇也許并不遜色于《岳陽樓記》的千古名篇：《嚴先生祠堂記》。

與范仲淹知睦州的時間很短一樣，《嚴先生祠堂記》也很短。全文僅兩個段略，用的是現(xiàn)在所說的“夾敘夾議”的寫作手法。其“敘”少而精，著力于兩點。一是嚴光與劉秀的老關(guān)系：“先生，光武之故人也”，二是嚴光與劉秀的新交往：“既而動星象，歸江湖”。而相對于“敘”，其“議”多且繁，但其著力之處，依然是兩點。一是嚴光“不事王侯”的高潔：“蓋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”，二是劉秀“以貴下賤”的大量：“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”。其“敘”是“議”的基礎(chǔ)、引子；其“議”是“敘”的結(jié)果、目的。

讀這篇文，有兩個疑問懸在心頭。

很不理解：范仲淹作為一名“入世”者，為什么要為嚴光這樣一位“出世”者修建祠堂？盡管從漢武開始，中國文化基本上就已成為儒家文化，但中國文人，卻歷來就接受著除儒家文化以外的多種文化的薰陶。而且，儒家文化本身，也在其發(fā)展過程中慢慢融入了非“純粹”儒家的內(nèi)容。而“不事王侯”，也許一直都是中國文人與“齊家治家平天下”并行的一種心理追求。但在我看來，竟以此，好象無法圓滿解釋范仲淹的這一舉動。我暗自惴測：也許，這位聰明的范仲淹是在借“古”諷“今”，是在暗諷“當今”的宋仁宗沒有漢光武大度，是希望宋仁宗看到他新建嚴光祠堂的舉動，反思自己懲處“文人”范仲淹時的侷狹，然后，將這位盛贊“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”的范仲淹召回、重用。

更難理解的是：范仲淹修建“嚴先生祠堂”后，撰寫的《嚴先生祠堂記》里，竟然沒有一絲半筆寫景的文字。如果，這祠堂在別的地方還情有可原，但這祠堂就座落在美絕天下的富春江邊。為座落在富春江邊一位與富春江不可分割的古代高人的祠堂作“記”，一點也不提已成嚴光傳世之美一部分的富春江，真是很難想象的事情。范仲淹在為座落洞庭湖邊的“岳陽樓”寫“記”時，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景，將一篇闡述政治理想的論文同時成就為寫景名文。而在《嚴先生祠堂記》里，他為什么要回避富春江的美景呢？也許，只有一種解釋：遭貶“失意”的范仲淹，根本就無心觀賞富春江的美景，在他心里，被召回，被重用，才是唯一的考慮。

寫及此，對這位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范仲淹的崇敬里突然有了一絲低看。原來，文人一入官場，便再也無法保有文人真正的清潔與高潔了。

但我卻依然喜歡范仲淹的文，依然喜歡他寫的《嚴先生祠堂記》。這種喜歡，完全適用范仲淹《嚴先生祠堂記》里傳誦千古的名句：云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“文”，山高水長！